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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中日共谈判几次,中方密码被破译
从战前高升号运兵船的行踪，到大战中的兵力调遣，到战后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与朝廷的电报，中方密电在日本高层眼中无秘密可言—
甲午战争之前，中方的高级电报密码被日方破译，这是导致清军在战前、战中、战后军政各方面陷入被动的重要因素。作为当时最先进、最昂贵的通讯技术，清朝方面对电报密码的保密当然也是很重视的。那么，日方情报部门是如何破译这个密码，获得最高端机密情报的呢？
电报密码失密，造成中方惨重损失
日方破解中方密电码后，作为国家最高机密，仅限定几个当事人知道，甚至绝大多数高级官员都并不知情。尤其让日本政府窃喜的是，中方在多次谈判期间没有更换密码，居然继续使用公使馆已经失密的电码本。这使日本战前即掌握了清廷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
1894年7月，日本破解了中方电报密码1个月后，清军雇用“高升”号等英国轮船，秘密向朝鲜牙山运兵。由于行动电报被日军破译，日本舰队发起偷袭，造成清军损失惨重。黄海海战前，日军又从破译电报得知北洋海军将于9月15日运兵在大东沟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附近设伏，导致北洋水师惨败。李鸿章赴日谈判时，因日方破译了中方的电报密码，李与北京往返的密电内容及中方割地赔款的底线，全部为日方所了解，因而整个和谈的进程都在日方掌控之下……
对电报密码失密的途径，历来有各种说法，有说是李鸿章身边人泄密的，有说是日本的语言学家和电报专家联手成功破译的，但这些说法的背后又都透射出种种疑点。只有一点是各方普遍认同的：日方破译中方电报密码的确切时间，是1894年6月。
说法一：日间谍成功渗透搞到密码
历史上的日军，是极为善于使用间谍手段的，宗方小太郎、明石元二郎、土肥原贤二这些人都在世界间谍史上留名（当然不是啥好名）。
甲午战前数年，日本军部即向中国派遣大批特务，组成庞大的间谍网，搜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山川、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情报。其中有个叫神尾光臣的“中国通”，1882年，日本陆军部派他担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不断通过贿赂清政府军机处官员获得机要情报。1894年，神尾光臣奉命驻天津，专门监视李鸿章的行动。他通过收买李鸿章身边的人，对李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如李鸿章调船运送士兵和饷银、派北洋舰队护航等，神尾光臣都一清二楚。
战争前夕，驻天津的日本领事每天“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并有改装剃发者”。一些要害部门如电报局、军械所，都混进了日本间谍，一些李鸿章的往来机密文电和密码都落入日本间谍之手—按此说法，电报密码的失密之责，当然要落在李鸿章及其身边人这里。
这种说法存在了很多年，直到甲午战争期间的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生前所著回忆录出版，才有了细节更丰富、看起来也更接近真相的第二种说法。
说法二：语言、电报专家联手破译
据宗泽亚的《清日战争》一书引日方史料披露，伊藤博文死去30年后，其遗著《机密日清战争》悄然在内部印刷发行。其中讲了这样一件事：1886年8月，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期间发生了一件清军水兵与当地警察冲突的恶性治安事件。事件中，一个名叫吴大五郎的人，偶然拾到了一本中国人的小字典，小字典内的汉文字纵横两侧，标注了0、1、2、3、4、5、6、7、8、9的小数字，电信专家立刻判定：这是清人电报用汉字译电本，从译电本中数字的组合规律，他们很快掌握了中方制造密码的方法。
1894年6月，中日两国关系日益恶化，准确掌握中方的外交政略和军事动态，成为日方亟欲解决的课题。6月22日，外相陆奥宗光设圈套，故意给清廷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了一份用汉语书写的政府文书（这件诱饵文即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绝交书”）。次日，日方电信课就顺利截获了汪凤藻向总理衙门报告该文书的电报。从电信密码技术角度来说，破译一封内容完全知晓的电报，能为解开密码构成规律提供帮助，时任电信课长的佐藤爱麿凭以往的破译经验，结合早年掌握的清人制造密电码的方法，仔细对照研究汪凤藻密电的内容构造，佐藤最终成功破译了清国公使馆的电信密码！
战争结束后，日本向为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电信课长佐藤爱麿秘密授予三等勋章和养老年金的特别奖赏。佐藤后来成为知名外交家，连续七年担任日本驻美国大使。其养子佐藤尚武在以后的日本政坛也成为外交家，佐藤尚武后来担任日本外务大臣及二战中末任日本驻苏联大使。1945年，苏军挥师攻入中国东北，他是第一个得到该消息的日本人。
但伊藤博文这个说法的疑点是：是谁因为斗殴丢了作为辅助密码本的字典？这个情节也太像电视剧了！
再说谁会带着这么重要的东西在日本军港上岸？吴大五郎是何许人也？他又是如何“拾到”宝贝字典的呢？
甲午战争期间，中田敬义是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秘书，他在1938年回忆说：“佐藤爱麿先生时为电信课长，破译了中国的电报。明治十九年（1886）发生一些中国水兵在长崎骚乱事件。其时有个人叫吴大五郎，截获过中国的电报。中国是没有拼音字母的国家，所以在字典中的常用字旁注上一、二、三、四等数码，作为（明电码）使用。这是一种很小的字典，亦即对方（指中国）之电本，日本外务省存有此书。明治二十七年（1894）6月22日，陆奥外相致函（清）驻日公使汪凤藻。此函最初由尼森用英文起草，经（外务）大臣官邸之伊东巳代治译成日文，再由我译成中文送达汪凤藻。次日，汪凤藻向总理衙门发出长篇电文。佐藤认为，这个电文肯定就是昨天（陆奥致汪凤藻）之公函。经过多方研究，终于发现了其中电码编排规律之秘密。此种密电码，中国方面此后从未变更。于是，彼方之电文我方便能完全解读……甚至在（马关）谈判之时，我方（对破译）也运用得非常方便。这件事言谈之中可能有所流传，文字记录则没有，这很难公开，是要加以隐瞒的事。”
吴大五郎其人：学者还是间谍
这回整明白了，吴大五郎不是“拾到”中国电报明码小字典的，日本外务省本就有这本书。吴大五郎是在骚乱期间利用截获的中方电报，参照中国字典等资料，开始了对电报密码的破译准备。
清朝方面对电报密码的保密其实是很重视的，并和各国一样有电讯管制措施。否则从1886年吴大五郎开始，到1894年佐藤爱麿最终破译，日本不至于用了8年时间，才最终完成破译工作。
下面就翻一翻吴大五郎这个人物的神秘身世。
吴大五郎姓吴，父亲叫吴硕三郎，是日籍华裔。
既然是中日混血，吴大五郎当然对汉、日两种语言文字都很熟悉，成了当时日本急需的“特种人才”，并被选送为明治维新之后外务省首批赴华留学生，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作为见习翻译学习北京官话—不对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不是日夜想着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么，为何还要选派学生到中国学习？学的又是什么？
这些人表面是留学生，其实还兼刺探情报，有的干脆就是职业间谍，来华前，他们也受过相关训练。所以，除了留学生、学者之外，吴大五郎的第二重身份，正是间谍，战略层面的文化间谍。这种间谍不靠女色，也不会飞檐走壁，就是太爱“学习”，搜集、掌握你的综合国情，他们出关的时候，带走的都是公开合法出版物，行李夹层里也没有绝密纸条，这类间谍造成的破坏极大，而且防不胜防。
1888年，吴大五郎还与他的堂兄弟郑永邦合著了一本《日汉英语言合璧》，作为到中国经商的日本人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也可当字典用），书中有大量涉华政治、经济、外交、商贸等内容。郑永邦的父亲郑永宁，是吴硕三郎的弟弟，后来到老郑家当养子，所以改姓为郑。
甲午战争后台湾沦陷，日本在台湾积极发展殖民产业搞经济掠夺，这个吴大五郎又出场了。1895年，吴大五郎潜入印度，调查经济情势及大吉岭（印度的茶都）茶业实况，在其《印度内地巡回复命书》总结：“已隶属于我国版图的台湾，同属茶产丰富且多瘴疠之地，我们的民政官员，有必要从事当地的文化建设，振兴当地的产业，建设另一个大吉岭。”你看，一副忘本的汉奸嘴脸。
就此，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佐藤爱麿最终破译密电码之前十几年，日本出于发动对华战争、窃取中国情报的考虑，已经开始有针对性的间谍活动，吴大五郎就是从事这类活动的间谍之一，并做了大量外围铺垫工作。所谓吴在长崎“捡到字典”的说法，是不确的。
说句后话。以钓鱼手段破解密码的手段，后来在二战中被美军原样用回到日本头上。当时，美军从日军一系列电报中，发现频繁出现“AF”代码，估计应该是指中途岛。美军便用浅显的英语拍了一份作为诱饵的电报，报告中途岛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果然不久美军截获的一份日军密码电报声称：AF可能缺少淡水。至于美军截杀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行动，则应归功于新西兰海军从一艘被撞沉的日军潜艇上得到了日本海军最新版的密码本，日军此后更换的密码于是迅速被美军破译。
如何破解中日关系的十大困局
打小日本，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请归纳困扰中日关系的几大症结。应如何化解矛盾永续中日和平友好？
中日关系的“症结”乃是由于两国对二战历史的不同认知而导致难以建立真正互信的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以及同样和历史有关的教科书问题是此“症结”的两大突出表现。
对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日两国存在着截然不同且不为彼此所理解、接受的认知。
日本民众承认侵略战争，也承认战争的失败。但两颗原子弹的“教训”和大批青壮年埋骨战场的惨状使他们同时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这场战争的受难者，理应受到同样的对待。这是中国民众所不能理解的。在日本人看来，东条英机等战犯和战死的其他普通士兵一样，都是可怜的人；而参拜靖国神社则是表达对这些人的怜悯的一种方式。对于这一点，中国民众在感情上不仅无法理解，更是难以接受。较之于日本民众的“矛盾的”历史观，日本政治精英的历史观总给人以“雾里看花”的感觉。各政要均极少地向外界透漏自己对清略历史的真实看法（除非在退休后）。执政党为了竞选或巩固政治地位的政治做秀总使其历史观无法清除地示人；在野党为了夺取政权的谋略（有时和执政党唱反调）也往往掩盖其对侵略历史的真实认知。对于侵略历史，日本官方的这种含糊其辞的态度不仅使中国民众感到厌烦，更使他们感到无比的愤怒。
和日本人的矛盾与模糊相比，中国人对历史的认知是明确而一致的。举国上下均认定，在二战中，日本对中国犯下了侵略的罪行，日本是侵略者，并一直要求其作出明确的道歉。对此，日本民众不仅无法理解，而且觉得就历史而言，中国多少有些可拍（在日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否意味着中国强大后将向日本“复仇”？）。而日本一再地回避正视侵略历史、回避道歉的行为使中国人对日本产生了日益浓重的憎恨与猜忌。这种情绪逐渐成为中国在中日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历史心结。在制定对日政策时，通过舆论，民众总是给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时刻提醒政府“小心日本”、“小心日本”。
由于就历史问题的沟通和对话无效，在信息不对称性的消极作用下，中日间沟通的有效性被大打折扣，中日关系因而屡屡受挫。一方面，日本领导人对历史的心口不一、日本高官对靖国神社的不断参拜、日本国内层出不穷的教科书事件和社会思潮右倾化的日益加剧已在地刺激着中国的民族感情，使中国人对日本的敌意和不信任明显增强。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中国对日本逐渐增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和一些国际的民族主义行为是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忧虑、不安增加，好感却在不断地下降。通过舆论，这些由历史问题引发的后果干扰双方政府的决策，使两国难以建立真正的互信，从而对中日关系造成极为消极的影响。尽管毗邻而居，但中日两国谁也无法安心，并不是得就像两只蜷起的刺猬，背向而立、互不理睬。
我们官方主流思想认为是，日本篡改历史践踏邻国感情，军国主义复苏
其实不对这话说的有问题，军国主义是指军部控制政府！日本三权分立搞得很好怎么能说是军国主义呢？而且现今日本人反战热情很高 ，反倒是中国人天天喊打喊杀！真要军国主义也是中国！
撇开美国不谈中日的矛盾就在于一山不容二虎
以前中国没有崛起也就罢了亚洲第一是日本，大家也能相安无事
现在不同了中国实力正在扩张，不但日本感受到了压力中国周边都感受到了压力。
所以日本首相拜不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都不会趋于正常
以民间外交化解僵局
“即使当前中日关系处于冰点时期，中日民间交流也不能中断，应发挥民间外交在中日关系中的积极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对本刊记者说。
“民间外交、以民促官，这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独特传统。”程永华大使说，新中国成立时，虽然日本政府采取了错误政策，中日两国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是毛主席、周总理都大力做民间工作。我看到一些档案材料，周总理工作到深夜后还会见日本客人，一谈就是三个小时，语重心长地向他们说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政策，让这些日本人非常感动。正是由于民间外交的长期积累，为中日关系奠定了民意基础，才推动田中角荣和日本政府作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断，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大力做民间外交工作。
“应针对日本三类人群做好外交工作”，程永华说，“一是高层人群，如日本国会中的友华议员。二是各个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如日中友好团体中的七大组织，统称‘日中友好七团体’：它们是日中友协、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经济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日中协会和日中友好会馆。这些团体成员来自日本各界，让这些人士及时了解中国的情况，了解中国的声音，他们也会在日本社会上发出客观的声音。三是基层群体，如日中友协，它的成员多为日本普通民众，他们坚持多年日中友好，其中有一批‘铁杆’，这些人我们必须继续重视，不能忘了他们。”
李小林会长说，“对外友协正准备邀请日本的亲华、友华议员来华访问。日本各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铁板一块，都会分出友华、亲华和反华派。应争取日本民心，让友华、亲华派多发声，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开历史倒车。中日两国民间友好团体应继续保持接触与合作，共同推动双方重新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正常发展轨道上来。”
中日两国怎样才能实现睦邻友好共同发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中国因向改革开放时把自己的身段放低虚心向日本学习,不要瞧不起日本 日本的好多管理 软件 技术 都很先进的）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