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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的启示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启示
读书，对小学生的写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不能立竿见影。读书和写作是个什么关系，唐代大诗人杜甫已经明确告诉人们：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如果说生活积累对于写作来讲可以比之于人需要空气，那么读书与写作恰似人需要粮食。生活素材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留心处处是素材，而读书则需要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你不读书，书还是书，你还是你。有的人一生经历了许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大事，可是却写不出文章来记述这些事件；有的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可是他笔下硝烟弥漫的场景却真实可信，有如亲历。究其原因，不能不说读书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第一单元的综合学习中，我积累了很多条关于读书的名言，在这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在我5岁时，父亲告诉了我这句名言，当时，我并不了解这句话的含义。一天晚上，父亲告诉我：“儿子，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鼓励人们发奋读书的名句，只有多读书，在写作的时你才会如有神助一样，只有通过不停的的读书，不断地积累，才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宝贵素材，明白了吗？快去行动吧！”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从此，我的读书生活开始了。
我开始发疯似的读书，从早到晚，只要有空闲的时间，我便抱着书本去啃，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宝贵的知识和写作素材。
后来，在三年级的作文竞赛中，我读书获取的宝贵素材，终于有力用武之地，我已经可以写出七百多字的作文了，就是因为我平时积累了很多好句子，所以能与别人的写作水平拉开很大的距离，足以能够让人眼睛一亮。
到了四年级时，我读了很多的历史书籍，历史知识学的非常广泛了，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我背的滚瓜烂熟，同时，还积累了很多古诗词句。
有一段时间，爸爸出差几个月才回来。见到父亲，我提议和父亲比赛写作文，45分钟的时间到了，我们互相欣赏着对方的作文。父亲竟然说：“你写作文的水平都超过爸爸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我们俩多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这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名言陪伴着我走进了读书的生活，让我领会到：要想写好作文，就要多阅读书籍，让你的知识丰富起来，写作时就一定能够左右逢源，涉笔成趣！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众人皆知的名言，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小的时候，姥姥特别爱看古装戏，在其中，一般书生的形象都是手里捧着一本很破旧的发黄的书，来回地看。我就认为，有学问的人一定是常读一本很破旧的书，才学会那么多知识，写出好文章的。于是，那时妈妈给我买的书我都会弄的破旧不堪，还弄上土把它们变黄……。妈妈不解，当听了我的解释后，妈妈大笑，并认真地告诉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不是读破的书，而是多读书，勤读书，读的书多了，知识自然就多了！”
从那以后，爱读书的我更加勤于读书了，一目十行，读书如飞，买书的速度已无法满足我读书的速度了。
到了写作文的年龄时，我信心十足，心想英雄终于有用武之地了，像我读过这么多书，一定会下笔如有神的。可当我拿起笔时，脑子却一片空白，简直是“六神无主”，妈妈也为我着急，于是随手拿起一本我刚看过的书让我复述书上的内容，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只记得大概的故事情节，细节根本说不清，更别说好词好句了。我真是读书过万卷，下笔没了神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看的书多了，我更加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它的精华在“破”字上，读书破万卷，不是读破书万卷，也不是把书读成破的书，而是对书中的内容读懂读透，“破解”文章的精髓，并将它们消化吸收。大文豪鲁迅先生记忆力非常好，对读过的书大多能背过，即便这样，他对好的文章都会抄下来反复研
读。只有心中有物，才会下笔有神呀！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名言永远成为我的座右铭。
破解迷信的故事
《鲁迅踢“鬼”》 鲁迅在家乡教书的时候，晚上常到朋友家去谈天，从朋友家到学堂有几里路，要经过一片坟地。 有一天，鲁迅很晚才回学堂，好在有月亮，天不太黑。他走得很快，无意中向远处一瞧，看见一个白影子。鲁迅学过医，解剖过死人，他不怕死人，不信鬼神，所以依旧向前走。走了几步，远处那个白影子不见了。再走几步，又看见了，并且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正像人们传说的鬼一样。 鲁迅还是往前走，他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等他走到那个白影子旁边，白影子缩小了，在一个坟堆旁边蹲了下去。鲁迅那天正好穿着硬底布鞋，他就向那个白影子使劲踢了一脚。那个白影子“哎哟”一声叫了起来，鲁迅仔细一看，原来是个盗墓的。 封建迷信害死人 有个5岁的小孩活泼可爱，一天其父母到县城办事，家里只剩下小弟弟和他的奶奶。中午，小弟弟突然发高烧，呼吸急促，小脸通红，奶奶见到这种情况，急得不得了，可她不是去找村里的医生，而是叫了巫婆，巫婆到小孩床前看了看，说是有鬼魂附在他的身上，接着巫婆摇动晃脑，又叫不跳，口中念着谁也听不懂的词儿，钱接连不断地装进了巫婆的腰包，可小弟弟的病却丝毫不见好转，反而不停地抽搐起来，邻居人闻讯赶到此家，赶快把小孩送进了医院，经过一番救治，小孩终于转危为安，一例普普通通的病－－－急性感冒，险些要小孩子的命。 “风水宝地” 引发的家庭悲剧 安徽省太和县苗集镇刘光行政村小刘庄，有个村民叫刘传业，今年59岁，养有3个儿子。 3个儿子相继娶妻成家。为发家致富，3个儿子纷纷外出打工，刘传业带着儿媳们看守家园，耕种土地，妯娌们情同姐妹，互帮互助；三兄弟是岁首而出，岁末而归，在外相互关照。长子刘光祥在村里首先盖起了两层楼房。婆婆生病，妯娌们争着送钱治病、护理，村里人都羡慕刘传业老两口有福气。 2000年8月，刘传业老伴一病不起，长子刘光祥、小儿刘光峰闻讯赶到家中，二儿刘光明打工路途远，没有通知他。老伴断气的当日，刘传业怕火葬，便悄悄地派人请“风水先生”选好坟地，准备夜里偷埋。 下午，刘传业带着“风水先生”跑遍3个儿子和自己家的4块田地。“风水先生”告诉刘传业，惟有长子刘光祥的田地是块“风水宝地”，会使刘家后代人财两旺，虽出不了县以上大官，乡镇级干部稳有。 大儿媳陈秀贞听说婆婆要葬在她的田里，原因是四家所有的地惟有她这一块是“风水宝地”———出当官的。于是，遥远的梦想、私欲很快占领了她往日待公婆的孝心和宽宏大度。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人财两旺，她决定阻止婆婆葬在这块“风水宝地”，但见不得人的想法又难以启齿。 她找到正在指挥去打墓的管事，说：“婆婆有3个儿子，埋我地里得有个说法。” 管事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把婆婆的一亩三分（0．0867公顷）地全部给我，还不能让我负担公粮、义务工等，否则另选坟地。” 刘传业开始坚决不同意，吵闹了半夜，老伴的尸体也没能下葬。 8月，还值炎热高温，老伴的尸体已发臭，肚子胀得像个鼓，不能再拖延了。为把老伴埋入“风水宝地”，刘传业忍气吞声答应了大儿及儿媳的条件，夜里方将老伴入土。 “让婆婆的遗骨轮流葬” 为尽早把婆婆的一亩三分（0．0867公顷）地拿到手，婆婆死后没几天，陈秀贞趁亲友们都在场，向公公刘传业提出把答应的条件兑现。公公刘传业失诺，只给三分（0．02公顷）地。 大儿子刘光祥恼羞成怒，在众亲友面前将父亲刘传业痛打了一顿。事后，刘光祥感到自己所作所为是无情无义，不尊不孝，深感内疚，次日便外出打工，连春节也没回来过。 大儿媳陈秀贞，今年41岁，虽没上过几天学，但颇有心计。为夺回这块“风水宝地”，她找来二弟媳王琴，神秘地说：“‘阴阳仙’说，婆婆的坟埋的位置妨二门，会使二门绝后，我、你大哥同公公闹，也是为了你二门啊……”怂恿二弟媳找公公移坟。 二弟媳王琴感到丈夫刘光明不在家，因此对婆婆埋哪里好与坏是不管不问，而且夫妻俩都不迷信，不信邪，因此，没把大嫂陈秀贞的话放在心里，更没向公公提移坟。 陈秀贞见二弟媳不合作，又生一计，便以公公没兑现埋婆婆时的承诺为由，找村干部和娘舅们主持公道，提出了“让婆婆的遗骨，在3个兄弟田里轮流埋”的荒唐要求，遭到村干部的批评和娘舅的责骂。 为争“风水宝地”小孙子冤死 为夺回这块“风水宝地”，陈秀贞费尽了心思，却落得身败名裂。 于是，在她黔驴技穷的时候，萌发了恶毒的念头。2000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打工回来过春节的老二刘光明一家，欢欢喜喜吃了团圆午饭。下午3时，9岁的儿子刘坤在家玩了一会儿，到一墙之隔的大妈陈秀贞家找堂兄堂姐们玩。 刘坤到大妈家约20分钟左右，就听大妈陈秀贞在大门口惊慌地喊：“王琴，刘坤玩着玩着晕倒了。”“你两个大人咋搞的，小孩生病不知道吗？赶快看医生。”送往医院的路上，刘坤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
鲁迅笔下中国历史作为一种循环为何一再循环
一、鲁迅自幼浸淫的“历史循环观”
自先秦以来的古代社会，古代文化模式与文明程度没有实质发展或突破，“历史循环观”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历史观。这种史观源头在孟子时便有端倪，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说过：“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他的政治主张和历史观是复古倒退的，以历史循环为必然，历史成为了毁了建、建了毁的游戏。[1]战国末年，吕不韦在战国后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使“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结构具有自我运动、自我调节功能，成为完整体系。西汉正式将“五德循环”确立的同时，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历史循环思想在此具有两种完备的形态。在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把理论运用到史学实践，这种历史循环的传统史观就一直延续了下来。[2]在《三国演义》的得胜头回第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是这种思想的延续。
《论语》、《孟子》等古文经典对于古时的文人是从小便耳濡目染，日日背诵的，考过科举的鲁迅自然对此耳熟能详，对循环观的接受也是自然而然的。在这种历史循环观的影响下，一代代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处于一种压抑状态的。鲁迅生于这样的社会，经历了家庭从小康到衰败，深刻体会这社会制度下世间的冷暖。他生活的中国也经历着从天朝上国美梦中坠落到任西方列强凌辱的境遇。他对现实充满着不满，而他厌恶现实，这种历史循环观的悲观主义就对他产生重压。王晓明对鲁迅接受着历史循环观的压迫有着异常敏锐的认识，他认为历史循环观及附属于他的历史“今不如昔”的观念阻碍着鲁迅对理想世界的憧憬，这种悲观的循环观告诉鲁迅，他的精神寄托——未来并不是真正的将来，而是过去，改变现状就要复活过去，但现实的既存势力比他更接近过去，而悲观将把他诱入失望的边缘。[3]
二、接受“进化论”——冲破“历史循环观”的狂喜
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求学时，鲁迅在新党总办的影响下开始接触新书，《朝花夕拾》中他回忆了初步接触进化论的过程。他不理会老辈给他参康有为变法的报纸，一有空闲便看《天演论》。至此，他便到处搜寻严复的书来看，《严复集第一册》中“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而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4]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循环观的质疑，未尝不使他那颗爱国的青年心中热血沸腾。
1902年，鲁迅到日本后，接触了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1907年在日本他把后来学习的泰勒斯、黑格尔、赫胥黎、保罗生等的进化观点整理论文《人之历史》，对严复的《天演论》作出了超越。他早期的论文《科学史教篇》《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都有一条明确的主线，就是要立人立国，通过尼采式的超人启蒙，而使人人都有自己的独立声音，建立一个真正的“人”国。
他相信人性的进化，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注重对青年人的思想的引导培养。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他从根本上否定了“求安”而不思“养”、“保”的“历史循环观”。面对中国的旧道德观的冲击，他直直地占领“圣人之徒”的制高点来宣传他的新思想，怎样做父亲，就是要传统的人对传统做一个彻底的了断，用诚与爱培养下一代，让他们从旧的黑暗中解放出来，而“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5]
鲁迅同时还对中国的传统的腐朽思想进行批判，他批评所谓的“国粹”，从语言文字背后来揭示民族的劣根心理而加以批判，他对不易普及的繁难文言古字猛烈抨击，他对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作透彻的揭露：“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们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6]在他看来，孔子思想和儒术是杀人的“软刀子”[7]
三、进化论的湮灭——跌入历史循环的挣扎
对一种理论产生怀疑来自于实践中的挫败，而对一种理论怀疑而产生巨大的创痛感，是因为对这种理论曾经过分相信与推崇。接受了进化论，并对之进行一番考校后，鲁迅确立了自己新的信仰，迫不及待地要付诸实践，做一个新中国的启蒙人。然而《新生》杂志却在一阵喧嚷后流产了。《呐喊自序》记录了这一经历，也记载了鲁迅的心绪，他用各种方法麻醉自己的灵魂，竟然有想重新“沉入国民中”、“回到古代”，进入“历史循环”的旧的体制中。[8]
在他精神困苦和为生计奔波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他参加过的光复会的旧识在绍兴军政府当了都督，他被委任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他内心的热情又被迅速点燃了，一切仿佛都在朝他曾梦想的那样在“进化”。他鼓励学生创办《越铎日报》，恢复了原来办《新生》的热情。然而，现实却很快让他失望了。王金发不仅不再维护革命的纲领，而且与原先的官僚勾结，摧毁了《越铎日报》编辑部。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当部员，却又在有称帝野心的袁世凯压迫下过着抄校古碑以避文祸日子。[9]
“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在这篇中，鲁迅先是揭露了被传统文化完全控制了的百姓，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和国家而奋起的人民，而是按照传统的固定的思维，阻碍着历史的前进。鲁迅愤慨而痛苦的质问“‘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经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的把戏而已么？” [10]
鲁迅对“中华民国”抱有的憧憬烟消云散，经历了辛亥革命，他醒悟中国的近代革命所奉行的不过是农民的一种造反逻辑，在《学界三魂》中鲁迅说造反是中国最大有利的买卖。他一向的“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思想，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伤痛的同时也从内心得到了瓦解。他发现了成仿吾等青年中的依然存在有革命投机思想，这与原来的小农造反在根本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他再次发出了警告“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起。‘奴才’做了主人，是绝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11]随着鲁迅的进化论的瓦解，还未接受阶级论的时候，他不住地跳入历史循环的困惑中，在其中悲痛挣扎。
四、鲁迅小说中循环的悲观生命意识
鲁迅极力想要摆脱悲观的历史循环论，甚至否定中国的所有传统文化，但正是这种不断挣扎而产生的决然反叛态度，反而说明了这种循环意识对他的生命浸透的深度。作为鲁迅在幼时便扎根意识的观念，这种循环的悲观不知不觉生长成意识的背景，即使被暂时遗忘，在某种境遇独自面对自己时，它便会不知不觉在生命中弥漫起来。鲁迅小说中就不时透露出的这种悲观的循环意识。
假如鲁迅没有弃医从文,会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鲜为人知的他身后留下很多悬念，而有些悬念还长期争论不休。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在其《鲁迅生平疑案》（以下简称《疑案》）前言中，第一句话就说：“自从二十六年前踏进鲁迅研究界以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城。”在前言的最后一段又说：“……而有些事也真是扑朔迷离，注定将成为千古谜案。”他在书中列出了十七个疑案；在书的封面也列出十个，而列在书面榜首的就是“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
过去我只知道，鲁迅改学文学是受当时在日本看了一部使他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的“电影”以后引起的。看了这本《疑案》以后，才知道鲁迅“弃医从文”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部“电影”只是个导火索而已。到底什么原因引起鲁迅“弃医从文”？这个谜底放到最后来说。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个疑案本身，而是引起这个疑案背后的一些疑惑（悬念）——或说更深层次的原因：如鲁迅怎么知道站在那里看日本人杀中国人的人都是“一群精神麻木的看客”？文学怎能改变中国人的命运？怎能改造国人的精神？
看杀头、看枪毙，不管谁杀谁，都是出于一种好奇，也叫看热闹。说实在的，这种场面是难得看到的。再说，中国人在日本的地盘上看日本人杀中国人，你又能怎么样？你就算有觉悟也不一定敢出来阻拦日本人杀中国人呀！因为他们杀的是俄国人当侦探的中国人。如果你敢出来阻拦，那么连你自己的脑袋也捡不回来了。这也可以说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后来日本人在中国杀中国人，你又能怎么样？那时，连国民党正规军都不敢抵抗，节节败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敢冲上去夺日本人的剌刀？再说，就是在日本的地盘上呆在那里看日本人杀中国人，也难以说明他们心里就没有气、没有恨的“充当精神麻木的看客”。我想，如果鲁迅那时稍有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此也不一定有这样偏激的情绪和激烈的反映。好在他的激烈反应——弃医从文，使中国有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文豪。话又说回来，如果鲁迅那时真的有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中国也只是多了一个鲁大夫而已。
鲁迅“弃医从文”的目的是要“改造国民的精神。”也就是说，鲁迅想用文学艺术来改造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使他们不再成为“充当一群精神麻木的看客”，以此来达到强国强种的目的。但我认为，鲁迅当时这种美好的愿望，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无法实现的。几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光靠文学艺术是拯救不了中国人的命运的。在鲁迅没有“弃医从文”之前，难道中国没有文学艺术？前人的文学作品为啥不能救中国？再说，那些在日本看人本人杀中国人的“精神麻木的看客”，难道他们没有看过《水浒传》？难道他们不知道那里面有许多爱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该出手时不出手，这是任何文学艺术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历史经验还证明，最好的文学作品从来也没有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过。后来中国人民之所以能站起来，靠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文学作品。鲁迅当时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我认为主要的还是他那时不懂得“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文学艺术也与人的精神、观念一样，都是上层建筑的东西，它们不管是否正确都来自于客观世界的反映。无论什么时代，人的精神总是由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决定的，而不是由他所处时代的文学艺术决定的。所以说，鲁迅当时为了改造中国人的精神而“弃医从文”，至少在思想方法上是违背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我这个观点，还可以用周作人在1956年讲到鲁迅时的一句话为证：“鲁迅最初志愿学医，治病救人，使国人都具有健全的身体，后来看得光是身体健全没有用，便进一步的想要去医治国人的精神，如果这话说得有点唯心的气味，那末也可以说是指我们现在说的‘思想’吧。”对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说鲁迅当时的这个决定（思想）有点“唯心的气味”。详见2002年出版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的“东京与仙台”。
至于鲁迅如何从有点“唯心气味”的思想而变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有点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7年4月12 日的一声枪响（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也给鲁迅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鲁迅“愤而辞去一切职务，由于血的教训，受到深刻教育，彻底放弃了进化论思想，深入钻研马列主义，由进化论走向阶段论，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927年是对鲁迅一生最大的考验；有些知识分子在那时就走向了反面。
我这里主要是讲鲁迅青年时期（1906年前后）缺乏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情况。我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个事例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干什么工作，学一点马列主义哲学，懂一点唯物论和辨证法总是有好处的。它至少可以帮你克服看问题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因为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说现在的大学生不大愿意去听哲学课，上哲学课时逃课的人很多，认为哲学没有用。我认为这是一种短视和偏见。有人说，哲学是科学之王。
下面就来破解鲁迅“弃医从文”的谜底吧——
鲁迅的“弃医从文”，并非是心血来潮或见异思迁，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他青年时期不管学什么专业，都是为了实现救国救民，改变中国人命运的远大理想。就拿学医来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毕业时才决定学医的。他在该院两年学习期间，才知道‘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从那时起他知道新的医学不仅能治病救人，而且还能推动社会变革。所以，他弃工学医。他开始是学军的（水师），后改为学工（矿冶），而后又改为学医，最后才改为学文。这些改变无一不是围绕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他‘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强国强种的途径，也是寻找适合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选择。至于‘漏题事件’、‘取缔规则事件’、‘幻灯事件’（指鲁迅讲的看电影事件——笔者注），只是火上加油，从而引爆了鲁迅痛下决心弃医从文。”这是《鲁迅生平疑案》作者王锡荣对“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如是说的。也就是我上面说的谜底。
不过，这个谜底只能说明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动因，我认为还有一个间接的、隐性的谜底：就是鲁迅过于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所致，以至于在日本有几个“事件”使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这都是串接起来的导火索，而不是终极原因。如果他不过于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可以改造国人的精神”——他也可以选择其他救国救民的道路，如工业救国、科学救国、革命救国等等，这方面的先例很多，而鲁迅为什么最后偏要选择文学救国呢？这是我对“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的新说。
从事业这个角度来说，鲁迅“弃医从文”是成功的；但从“医治国人精神”这个角度来说，只是他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是在思想方法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存在决定意识”。